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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遇新天地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战略新起点

编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党中央从战略的高度，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及时准确地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判断，这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特征的科学概括，也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起点。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而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机遇、新天地。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会，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陈锡文、林毅夫、杨凯生、常振明、贾康围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聚焦创新创业、增速换挡、国企改革、财税改革等关键词，与媒体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厉以宁委员：创新创业将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认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际上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增长速度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调整，新常态是一个结构调整之后的经济，很多产业需要不断升级；三要寻找新的动力。今后我国经济增长要靠广大人民的创新精神、创业活动，而过去依靠数量规模扩大和投资驱动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

谈及中国正在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厉以宁表示，借鉴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其关键是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一批可以复制和推广的模式。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贸易和投资并重。不是单纯地为了贸易，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投资，而是适合投资的就投资，适合开展贸易的就开展贸易。第二，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整个路线的畅通。第三，中国要与沿线国家更好地合作，互相谅解，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总以为连云港是通向中亚、东欧和西欧的最好路径，但最近发现重庆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通过利用长江水道，使得成本大幅降低。”厉以宁说。

陈锡文委员：转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是关键。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现代农业。

陈锡文指出，当可检测材料或构件的拉伸力、破坏力、峰值、抗拉强度、延伸率、曲折强度、寿命曲线、周期曲线等参数前的农业农村，尽管我们取得了“十一连增”的粮食产量，但是问题也不能忽视。最突出的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第二，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现在已经高于国际市场，这就构成了很大压力。第三，长期以来，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不得不追求粮食产量，对于农业资源给予了太大压力，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对农村环境又造成了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保持农业农村发展，所以必须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中央一号文件已做了整体部署，并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来给实现这些任务小泽泻提供强大动力。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审慎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改革试点。在改革中，要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农民利益有保障。

对于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怎么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的问题，陈锡文表示，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除了财政投资之外，还要通过改革创新，还要通过科技创新，通过一系列百日红的具体办法来增加农民的增收。

针对土地征收、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土地流转等问题，陈锡文表示，中央已正式发布文件，在全国选择33个县级单位进行改革试点。这些改革试点要突破某些现行法律条款，国务院已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试点的需要，授权在这33个试点县的范围内，在一定时间内调整这些法律条款的执行。

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陈锡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工作，包括山东省、安徽省和四川省，这3个省是在全省开展试点，但各地都有比较大的积极性。

“据了解，大概95%以上有农村的县级单位都在开展试点，涉及3.4亿亩的土地，已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种情况下，土地流转也在加速。根据有关部门在2014年6月底统计，这类高性能增强牌号材料能在高温发动机制冷液条件下更好地保持其机械性能全国农村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总面积大概是3.8亿亩，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转使用的农户接近6000万户，占全部承包农户总量的23. 低温低转速下的梯姆肯实验与实践工况差别较大6%，这一进程正逐步向前推进。”陈锡文说。

林毅夫委员：中国经济仍有8%增长“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还有20年左右8%增长的潜力，但这种“潜力”不是说中国经济会有20年8%的增长，“潜力”和实际增长是有差距的。

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动力机制，林毅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基础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多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但发明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林毅夫表示，从过去100多年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依靠这个机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小帽桉2%~3%之间。与之类似，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要依靠所谓的后发优势。

“如果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其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二至三倍，就像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9.7%的增长速度，就是依靠这个机制。”林毅夫说。

经过30多年发展，如今我国这一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林毅夫认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有多大。

“衡量产业和技术的最好方式是比较人均收入水平，后者代表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林毅夫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按照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和美国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和美国的差距，相当于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和美国的差距，而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同样的水平之下实现了20年8%~9%的增长。

谈及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比较优势，林毅夫列举了五大领域：一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装备制造业，以及新的电子产业、材料产业、精密仪器等。二是包括互联、互联金融、电子商务、快递业务在内的众多新业态。三是绿色环保、新能源等新产业，而那些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加工业也可以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四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创造巨大市场需求。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8%的增长潜力，达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林毅夫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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